1998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出版了《基辛格会谈密录》一书。原书共十章，除导论和每章的部分评论性文字外，原文披露了基辛格自1972年2月参加尼克松毛泽东会谈以来共30余次谈话记录。谈话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以及黄镇、黄华等，涉及了当时中美、中苏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基辛格会谈密录》出版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台湾学者曾作部分编发，国内学者也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兴趣。
1974年，邓小平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基辛格进行了五次会谈。这几次谈话的内容过去极少为人们所知，甚至连基辛格本人的回忆录，也不曾详细记载它们，只是我国的《参考消息》当时曾作了一般消息式的报导，内容非常简略。因此《基辛格会谈密录》第六章收录的邓小平和基辛格这个原始谈话记录，就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
与1973年初春中美关系明显“升温”不同，进入1974年，中美关系由于国际形势以及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动而走向猜忌和一波三折。用美国分析家的话说，在基辛格1973年11月和1974年11月两次访问北京之间，是中美关系一段棘手和动荡不定的时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1．水门事件引起的政治危机，明显损害了尼克松的地位，从而使他原本允诺的推进中美关系进程以及在第二个任期内实现关系正常化变得非常黯淡了；2．美国同苏联谋求缓和的姿态明显热烈起来。继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签订《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1974年6－7月尼克松总统和同年11月福特总统两次赴苏，相继与苏联签署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以及海参崴《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3．尼克松为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国内亲台势力的攻击，明显加强了同台湾的关系。1974年2月，尼克松以快得异乎寻常的速度任命高级外交官列昂纳德?安格尔为驻台大使，而没有采取本来可以有一位代办负责的方式。同时，美国还允许台湾在美开设两个新的领事馆，并再次向台湾出售潜艇和军事装备。4．中国国内政局在1974年也发生了重要变动。首先，毛泽东采纳了江青、王洪文的建议，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出，从而形成了全国性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这个颇为奇特的政治运动，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即反对1972年以来纠“左”的努力，而试图将文化大革命“左”的理论与实践再继续延伸下去。其次，毛泽东于1973年两次批评了外交部和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造成了外交工作的很大压力。5．毛泽东对美苏的缓和迹象表示疑虑，在1974年2月25日会见布迈丁和3月25日会见尼雷尔时，公开批评了持久和平和“一代人的和平”的观点。
大约在同时，邓小平开始实质性地介入并随即承担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1974年初，毛泽东亲自提议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成为替代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的当然人选。因此才有了他同基辛格之间的几次会谈。
美国的分析家认为：当基辛格还在构想他的“心照不宣的同盟”时，他同邓的会谈记录表明，他与周事实上的继任者邓小平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也深知，中国人内部的政治冲突，或华盛顿的错误行动，都可能削弱与北京的关系。尽管邓小平肯定中美关系是“良好”的，虽然双方在战略情报的合作上有所进展，但他在口头上向着美国的“轰炮”却是一个征兆，也就是美国高级官员们所说的关系“在冷却”。此外，在关系正常化这样关键问题上，到年底时也越显得僵持不下，这形成了一种可能性，除非一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中美关系就可能停滞。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于1974年4月14日晚8时零5分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套房中举行。这是邓小平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于10日发表重要讲话后的对基辛格的拜访。会谈在许多方面是实质性的，邓小平并没有如同美国分析家们所说，向基辛格“开了炮”。《基辛格会谈密录》的记载如下：
基辛格国务卿：见到你非常高兴，副总理先生。我知道副外长最近已经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这时新闻记者被允许进入房间拍照，谈话暂时被打断。）
（在简单讨论了他的旅行计划后，邓小平问他能不能吸烟。在得到基辛格的允许后，邓接着基辛格“我不会抽烟”的话说，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国务卿：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副总理：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国务卿：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很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
邓副总理：我也有不少同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
基辛格国务卿：那是在哪一年？
邓副总理：我一共去过苏联七次。……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能达成协议，但都非常慢。他们关于军备控制的看法是，我们应该从我们现在的基础着手做起，而他们则应该有5年时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邓副总理：你们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在讲到中美联合公报的艰苦谈判时），邓小平说：每一方都应该讲心里话。这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从葛罗米柯哪里听说了他对你前几天讲话的抱怨。
邓副总理：他很不满意？
基辛格国务卿：他感到他受到了攻击，他要我代表我们双方给予回答。
乔冠华副外长：（用英语）多聪明的策略！基辛格国务卿，如果你能仔细听我明天的讲话，那你将不会听到许多批评了。
（随后基辛格陪同客人走进饭厅。话题转入中东事务。）
基辛格国务卿：对中东所发生的事情应该真正负责的人，是副外长。去年我们曾一起谈论过中东问题，之后我一直按照我们设想的思路行事。
乔冠华副外长：上次我们会面时我所讲的，根据的是毛主席同埃及副总统的谈话。你有两只手，应该并用。一只给以色列，一只给另一方。
基辛格国务卿：我遵循的就是我们当时讨论的政策。
邓副总理：确实，两只手都应该用。
基辛格国务卿：没错！
邓副总理：依你的看法，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现在是否有脱离接触的希望？
基辛格国务卿：我希望在今后三星期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相当的进展。……应该让你们知道的是，叙利亚人告诉我，一旦能脱离接触，他们将转向伊拉克，通过工作减少苏联在伊拉克的影响。你记得，我与毛主席、周总理把这个作为长期战略讨论过。
邓副总理：是这样的！后来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访问了莫斯科。你认为那会对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基辛格国务卿：苏联非常想在谈判中起主要作用，他们一直在尽量做得精巧一些。……困难的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不想让苏联加进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我们能成功地说服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所占地方撤出。（注：中国翻译在中文里略去了“所占地方”几个字）。
邓副总理：如果苏联在叙利亚得手，那它在中东就会有三块可依托的地方：叙利亚，伊拉克和南也门。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正尽力防止在叙利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我们已经在对南也门做工作。我们认为，埃及人会在这些问题上帮助我们。
邓副总理：毛主席在同你的谈话里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态度是，一方面支持阿拉伯国家，但在另一方面，与你们一起阻止北极熊。
基辛格国务卿：这也正是我们的立场。……
邓副总理：到现在为止，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什么变化。（注：邓副总理的话中原本没有“到现在为止”几个字，是中国译员后加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中美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总理会谈时所说的，我们力图寻求使我们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邓副总理：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的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谈了有三小时。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谈到了许多细节，……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国务卿与乔副外长干杯。）
邓副总理：即使喝掉所有这些茅台，你明天的讲话也会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国务卿：真令人感动不已！我大约应该好好抨击一下超级大国。我很高兴副总理肯定了副外长在北京已经对布鲁斯大使说过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动。
邓副总理：我读过你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它们非常坦率。你们从战略的观点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些谈不拢的是，关于苏联的战略重点到底放在哪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为事实将表明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基辛格国务卿：是的。不管第一个重点在哪，下一个重点却是明显的。如果重点是在欧洲，那么下一个就在中国。如果重点在中国，下一个就在欧洲。如果重点放在中东，那么下一个也是明摆着的。
邓副总理：关于东方，我们曾经同我们的日本朋友谈过。他们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好像认为苏联在东方的企图并不包括日本。比如，在西伯利亚勘探油田的秋明工程，……但他们并未真正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基辛格国务卿：日本人没有从战略上考虑问题，而更多地考虑经济利益。好，我特别为今晚能看见来自中国的老朋友感到高兴。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能确认同毛主席、周总理讨论的每一个细节，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我们政策所由确立的方向。我们同欧洲盟友有过争论，是为让他们认识到事实，从而更现实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长期战略。它也不会影响我们建立一个强大欧洲的愿望。……这仅仅是在家庭内部的吵嘴。
邓副总理：正是这样。是小吵却团结在。
基辛格国务卿：说得好。
邓副总理：可如果你要对欧洲人说出更多的考虑，那结果是不是不好呢？
基辛格国务卿：那要看对谁。他们很不一样。
……
邓副总理：为什么对水门事件仍然那么吵吵嚷嚷的？
基辛格国务卿：这是一连串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总统。
邓副总理：毛主席告诉过你，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高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影响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国务卿：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水门事件怎样，我们一直在执行我们的政策，我们也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而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副总理：我们对此类事情并不太关心。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广泛的美国公众的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曾说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现在美国自己似乎成为了稀奇古怪的地方。
邓副总理：这种事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好理解。
（邓小平提议为中美友谊干杯，并指出，自1971－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健康的。）
基辛格国务卿：我观察了你们的外交政策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的结论是，它总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不对你们的内部政策和国内形势多加评论。
邓副总理：报纸上的东西是不准确的。
基辛格国务卿：关于此，我肯定。
……
邓副总理：你的莫斯科之行怎么样？
基辛格国务卿：这正是我想同你讨论的问题。你知道，总统将在6月访问莫斯科。我和他们讨论了访问的日程安排以及我们在此期间要达成的协议。（基辛格介绍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的计划，特别提到说将不会达成什么重大协议，……）无论我们和苏联人做什么都是双边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约束。
乔冠华副外长：（用英语）你们做得对。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基辛格预测不会达成一致，因为美苏之间分歧很大。基辛格把报纸上某些有关苏联战略优势的报导斥之为“胡说”。称华盛顿不仅在核弹头数量上与苏联是六比一，而且导弹也更精确。）
邓副总理：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你们不可能达成协议。……
就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东部边界，情况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军事部署上没有变化。
基辛格国务卿：我想，有一点变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增加了三个师，但我还得查一下。
邓副总理：主要是他们没有改变什么。
基辛格国务卿：这也是我们的印象。
邓副总理：在我们非常长的边界上，他们部署了100万军队，分散在整个的边境地区。他们用这种办法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谈话的时候说过，100万军队既不够用作防守的目的，也不能用于进攻，他们必须再增加100万。
基辛格国务卿：那取决于他们想做什么。如果他们想占领全部中国，那是对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
邓副总理：如果他们占领了边境的某些地方，那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国务卿：我没有估计到他们有这样的企图，但可能是那样的，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试图摧毁你们的核设施。我不是说他们已经确定地计划要那样做，但我认为这是可以想象的。
邓副总理：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核力量只是那么一点点（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很小的一点缝隙）。但我们非常感谢你告诉了我这些。
……
邓副总理：不管怎样，我们正沿着上海公报的轨道前进。
基辛格国务卿：我们也是这样。
……
邓副总理：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做什么？
基辛格国务卿：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正继续减少我们在那里的存在。我们正在考虑怎样使上海公报所表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得以发生效力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形成整个的想法，但我们愿意倾听你们的任何意见。
乔冠华副外长：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明白问题的实质。我参加了公报的起草拟定了它的语言。其基本含义就是毛主席告诉你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为基础。其他模式都不可能。……
基辛格国务卿：我知道你对他说的话。我们把它们深深地记在心里。
邓副总理：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两点。第一，我们愿意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快一点。（注：中国译员把这句话翻译成“尽可能快”。）第二，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心急。这两点毛主席也告诉过你。
……
邓小平基辛格纽约会谈至此结束。显然，谈话的气氛是融洽的。在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看法上面，双方取得了大体的一致。正如同邓小平副总理所说：当时中美关系“正沿着上海公报的轨道前进”。然而，7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总统的最终辞职；其次，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所谓“倒联络处”方案，明显从上海公报的原则上向后退；第三，美苏首脑的两次会谈，说明某种缓和的意图正明确起来。对此，中国最高决策层感到气愤与不安。1974年11月下旬，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返美途中来华，同邓小平进行了四次会谈。据美国评论家的分析，基辛格最迟在尼克松辞职后的一星期，便开始制定他的访华计划。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肯定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也为了抵消已经确定日程的同苏联人高级会谈的影响。基辛格希望至少安排两次出访——一次在9月，另一次在年底。不仅仅是要显示中美关系的价值和意义，基辛格希望9月或1月初的访问，可以把重点放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但实际情况是，他只在11月底来了一次。并且这次抱着能见到毛泽东愿望的访华，最终未能如愿以偿。而他在此之前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乔冠华副外长的会谈，“试图在解决台湾问题方案上得到更多的回旋余地”，则肯定帮了他的倒忙。
在下面的四次会谈中，邓小平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开了炮”，并对美方其他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态度严正，措辞尖锐。1974年的中美关系从而在这样不十分愉快的气氛中降下了帷幕。
下面是四次会谈的记录：
（第一次会谈。1974年11月26日上午11时25分，人民大会堂）
邓副总理：……外界有很多的看法说法，认为我们的关系在冷淡下去，发展缓慢。但在本质上，我相信我们双方都同意，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
但我也应该说，认为这些说法是空穴来风也是不正确的。例如，博士昨天以及在10月份同外长会谈时提到，我们开炮更频繁了。
基辛格国务卿：是的，而且也变得更准确了。
邓副总理：当你们把一位大使送往台湾，当他们在美国建立起好几个领事馆的时候，有些议论和猜测是自然的。
基辛格国务卿：特别是你无法相信我们的这些行为是愚蠢和毫无计划的结果时，是如此。领事馆的事是已经做了我才知道。
邓副总理：就我们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观点而言，我们认为博士和其他的美国朋友对这个是熟悉的：这就是，日本方式。在这方面，你已经表达过这样的愿望，我们方面应该提出具体怎样做的模式。但实际上，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表明了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日本方式。对我们说来，我们期望你们方面也能向前迈出几步来。
基辛格国务卿：副总理先生，这情况反映了你所说的——你给了我们一个总的想法，也就是日本方式。可是，总有一种说法，说日本模仿我们。现在你们又迫使去我们模仿日本。这是一个新方式。我们能接受基本原则。但我们有一系列日本没有的具体情况。在我们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寻求同你们原则相一致、同时考虑对我们自己也是必要的方法。要求你们提出一个对你们说来是关乎这样重要原则的具体建议，大概是不适当的。……
我认为，在日本模式的框架中，我们应该坦率谈出我们认为必要的东西，同时又不违背你们的原则，然后看是否能寻找到达到我们目标的途径。这之后，我们才能提出具体的方案。
邓副总理：我们可以在专门的小组中谈细节问题。
基辛格国务卿：我同意。
邓副总理：但我必须先放一炮。
基辛格国务卿：对我？
邓副总理：空炮还是真炮，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我们所说，你们欠了我们的。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
……
（随后基辛格对一年来的国际形势做了回顾。其中谈到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印巴问题，柬埔寨问题，以及欧洲问题等。邓小平做了简短的插话。会谈于12时20分结束。）
（第二次会谈。1974年11月26日下午3时45分，人民大会堂）
……
基辛格：让我来说一说正常化这个题目。（基辛格回顾了1971至1972年美国对中国的承诺，指出，华盛顿一直在注意它们，例如采取措施削减在台力量。）现在，问题是我们怎样完成这一过程。我想把它们分为几部分：这就是台湾外交地位问题；我们之间外交关系的进程问题；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问题；以及我们承担台湾防卫义务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与日本不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与你们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主要是两方面：
首先，这里存在着正式的防卫关系。其次，在美国有一大群人，它们在历史上就是亲台的。
通过一步一步非常小心的办法，在同你们合作的基础上，我们已经能使美国的亲台派不太过于偏执。但我们为共同利益所抱定的想法，是防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成为国内激烈争辩的东西。
我非常坦率的对你说，以便我们自己确实能相互理解。在我亮出我的想法之后，你当然也要把你的观点说给我们。然后我们将研究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在这里是为了搬开障碍，而不是想藏在后面。
我相信，正如我所说的，当大炮开始轰击时——主要是朝一个方向——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正如总理昨天所说，炮轰是由于“北极熊”而引起的。
说过这些之后，让我回到我们之间的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外交地位问题：我们准备按日本模式加以实质性的解决；有一种变通是我们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使馆。这是学习日本模式以外的一种变通。
关于美军在台湾的驻扎问题，我们准备把军队全部撤出台湾。我们想与你们确定一个时间表，一个时间的框架以便能完成它——到1976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1977年底撤出。
附带说一下，我现在讨论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答应的——我们同意说出来给大家听，但到1975年底以前这个不应被宣布出来，也就是我们达成的协定。但我们希望现在在这个上面达到一个相互谅解，也就是应该怎样办。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与台湾的防卫关系。对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答案。
我们的问题是：在表面上，说一个国家同她承认的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即这一部分属于这个国家，之间保持防卫关系，当然是荒唐的。
其次，在我们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北京政府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之后，我们对再在台湾维持战略基地显然是没有兴趣的。……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方案，那就意味着，我们接受北京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我们会撤回我们对台湾的承认，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我们就会从台湾撤出我们的军队。这些能够实现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与和平统一相关的东西。
在这里坦率而现实地说，打破同台湾外交关系的政治及心理结果是，我们的防卫关系也将被对北京的承认所消除。但我们需要一个使公众舆论适应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整个进程可以被完成，而又不引起一个国内的过度紧张。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考虑。如果我们认可这些原则，那我们就看一看怎么制定这个方案。
邓：就这些？
基辛格：是的，这是基本的。……
邓：嗯，实际上这条法律是由你自己制定的，对吗？
基辛格：哪条法律？
邓：你们就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你们对台湾的防卫承诺的法律。那是你们自己确定下来的。
基辛格：当然，这完全是真实的。
邓：好，既然你们可以制定法律，那自然你们也可以废除它。
基辛格：这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观点不是那不能做。我们的观点是我向你解释的那些原因，……
邓：我已经注意到了博士刚才说到的这些考虑。我懂了博士10月在纽约同外长讨论过的所有这些想象出来的事情。
基辛格：对的。
邓：我相信，外长原则上已经告诉了你我们一方对这些主要问题思考的答案。在本质上说，你的想象——你的考虑——根据日本模式是不能被考虑的。
我们感到，在本质上，它还是一中一台的变种。
基辛格：为什么是这样？
邓：主要是你们的立场倒退了，改变了联络处的立场。
换句话说，如果你颠倒一下位置，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湾建立联络处，这不是改正问题的方式。
人民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实际是一中一台的翻版。因此我们发现难于接受这个方案。
你刚好谈到防卫条约问题。也就是你们与台湾蒋介石的防卫条约。当然，如果我们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遵守上海公报的原则，那么，和台湾的防卫条约就必须废除。
实际上刚才博士自己已经讲了原因。
基辛格：关系正常化以后，防卫条约就不可能有国际（法）地位了。
邓：但它还有实质上的意义。
所以很明显，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因为根据你们的方案，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关系正常化。它看起来像是你们仍然需要台湾。
基辛格：不，我们不需要台湾。这不是问题。我们希望实现的，是一步一步地同台湾分离，……
邓：另外的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就解决台湾问题而论，假定你们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相信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谈话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主席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它应该留给中国人来解决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我同意。这也正是我保存的谈话记录。
……
（第三次会谈。1974年11月27日上午9时45分，钓鱼台国宾馆）
（第三次会谈涉及了广泛的国际问题，它们包括从核武器、缓和问题以及中东冲突，到中苏关系、欧洲共产主义、柬埔寨问题以及能源危机等。在美国的评论家看来，谈判并不顺利。因为邓小平对美国与苏联的谈判始终持批评态度。基辛格对此做了辩解。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在医院同他进行了30分钟的礼节性会见。同时，基辛格得到肯定的答复，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不方便”安排会见。美国评论家普遍认为，基辛格受到了“冷落”。）
基辛格：……现在，我想告诉你另一件事，……当我10月份在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向我们建议制定一个新条约，……确定双方在其他国家发动进攻时，两国可以互相防卫，或两国互相防卫他们的盟国不受其他国家的核打击。……我们认为，这有两个或三个一般的目的。第一是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它迫使我们在核武器介入时同苏联合作反对我们的盟友。第二，它会逼迫那些害怕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阿拉伯国家，进入一个同苏联结盟的关系。第三，我想，是针对中国。
我们没有接受对这个建议进行认真的讨论，将来也不会接受。
邓：……他们的目标也是清楚的。我们认为，他们的目的只能是这些：首先，利用同你们的这样一个协定作标志，去发展他们自己的核武器，以便在标准上与你们拉平或超过你们。他们对签订这样一个协定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很自然地说明他们从这样的协定中已经尝到了甜头。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你们两国在1963年签署了一个关于核问题的条约。当时我正在莫斯科，进行我们两党的谈判。就在你们签署条约的那一天，我回国了。
基辛格：当时我们不知道所有你的行踪。（笑声）
邓：应该说，当时苏联的武器水平大大落后于你们。但这11年来，我必须说，他们已经同你们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基辛格：这非常正确……
邓：我还没有说完。我刚刚说了苏联的第一个目标。他们第二个目标是，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是力图把美国同它的盟友分离开，这是你们发现或觉察到的。可似乎虽然你们公开了这一点，他们却从来没有放弃这个目标，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第三个目的是维持你们两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垄断地位。
他们不仅将试图用这个东西同你们做比较，而且恫吓那些只有少量核武器的国家，从而达到他们的霸权目的。
所以，我们对这种条约的总的看法，是更看重他们的政治意义，一如既往的，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是：我们相信它们并不特别重要，我们不受任何条约和协议的束缚。正如博士多次提到的，你们的目的也不是要捆住别人。
……
但即使他们那样做了，甚至他们也成功了，这条约又起什么作用呢？它们不可能起很大的作用，如果他们签了这个协定，他们仍然会挥舞指挥棒。如果他们没有签下来，他们仍然有核武器。至于我们的核武器，毛主席说过了，它们只能是“勾勾小指头”。
至于我们对付苏联的问题。我们不依靠核武器。我们最高明的办法，就是深挖洞和小米加步枪。……
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听博士说，目前的会谈和签署目前这个协议，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这是真实的吗？更具体一点，它有多可靠——十年的缓和与停止军备竞赛的前景，是可靠的吗？
基辛格：……对你所提问题的回答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保证十年的缓和——不是一分钟的缓和，但我们相信，如果缓和被破坏了，或这样的事发生时，我们将可以更好地动员公众舆论，尽一切力量保卫和平，而不是谴责他们招惹是非。
邓：在我们一方看来，想达到真正缓和是不可能的——就别说维持十年缓和了。我们也不认为有什么协议可以束缚住俄国人的手脚。
邓：关于你们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我还想问一些问题。它是否指战略武器？它只适用于核武器吗？
基辛格：是的，它的范围只限于洲际导弹。
邓：那它意味着只包括这些战略武器，而不包括其他的武器？
基辛格：那要根据协议的规定。
邓：但在协议之外，战略武器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常规武器是否也可以认为是战略的？
基辛格：不是。
邓：我们的看法有点不同。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未来战争是否一定是一场核战争。
基辛格：你怎样看？
邓：我们认为不一定。……苏联（军备）正在飞快地发展。如果苏联发动一场战争，它可能不是一场核战争，而极可能是常规战争。在这种条件下，常规武器是不能被忽视的。……
所以不管对哪一方说来，用核武器攻击另一方，都是双方不得不极其谨慎的事情。
基辛格：这当然毫无疑问。我正在回答的问题是，苏联是否能够实施第一次打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那不可能。……
邓：在这样的领域，我们赞成你们保持对苏联的优势。……
邓：……苏联在东方的军事力量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它也针对着日本和你们的第七舰队，针对你们的海空力量。如果他们要进攻中国，正如毛主席同你说的，想用100百万军队占领中国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再加100万，甚至连这也不够，因为他们如果要下决心同中国人打仗，就不得不准备打20年。中国人没有什么长处，就是有耐心。
基辛格：他们还有其他一些长处。
邓：他们还有“小米加步枪”和地道。……至于苏联的战略重点，我们认为是“声东击西”——目标是欧洲。不管我们有怎样不同的观点，最后事实会做结论。
基辛格：我看战略形势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进攻东方，对西方也是威胁。如果他们进攻西方，对东方也是威胁。危险对双方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抽象地决定它。
邓：但这个战略估计有它实际的一面，特别是对西欧国家说来。……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对任何一地区的进攻，对其他地区也是重要的。但建立一种战略观点和做好准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对你们的欧洲盟友来说是如此。因为没有（这样的准备），他们将大吃苦头。当我们说进攻的重点在西方时，并不意味着忽略我们自己的防务。……
邓：实际上美国在中东立场上的最弱点，是你们支持以色列反对人口有1.2亿的阿拉伯国家，在这一点上，苏联的立场比你们的强。
基辛格：我承认，重要性从来不能给你一个好立场。以色列是我们的最弱点也是我们的最强点。……
（此时谈话又转到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重申了三原则，提出它只能按照日本模式，一旦华盛顿终止它与国民党当局的防卫条约，台湾就将成为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内部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评判或保证，以及任何形式的卷入，我们都不予接受。”然而，邓小平表示，如果华盛顿由于“需要台湾”和因为“国内的困难”，还有待于时间，那北京可以等待。）
（第四次会谈于11月28日下午举行。话题集中于各自对世界形势的认识。）
邓：……另一件事就是博士几次说到的开炮问题。似乎博士对炮火非常关注。
基辛格：我要深挖洞。
邓：我赞成深挖洞。可炮必须开。博士说，炮火的频率和精确度都提高了，由于精确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来就不好说了。我认为，研究一下炮开得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这一点以引起你们的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现在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正处在第一线。博士在这里说过许多次有关能源和食物的问题。美国总是处在第一线。你说，正是西欧、日本和其他国家受到这些危机的影响最大，可是他们并不在第一线。
基辛格：在军事防御方面，他们也不处于第一线。
邓：当然，美国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处在第一线，但在当前这个时期，你们在许多问题上都处在第一线。相反，苏联却藏在后面。例如在塞浦路斯和中东，你们处在第一线。不管你们怎么看待中东问题，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也就是在根本上与1.2亿阿拉伯人作对，从政治观点上看，你们必定要处在一个虚弱的位置上。不错，博士多次解释，这是由于国内的原因。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阿拉伯人民不能收复他们失去的领土，原则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策略性的东西不能解决问题，联合公报也不能解决问题。中东问题已经显示了某种同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相同性。我认为博士不会把这些看法当成歹意。
接下去的谈话是基辛格就美国是否处在“第一线”的问题，讲了一大段告白。其基本观点是：承认美国处在“第一线”，因为欧洲和日本不能构成强大的战略力量。但又辩驳说，在中东，美国不是处在“第一线”，亦即美国不愿插手中东事务。并委婉地反驳了美国在所有地方都处在“第一线”的说法。对此，邓小平只是风趣地说：“你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至此，会谈结束。
从邓小平与基辛格的上述四次谈话可以看出，尽管1974年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但就其总的方向而言，仍是“正常”的。由于两国国家利益和现实战略意义的需要，正常化关系的进程必然要有所突破。如果以冷静的态度去观察1974年，那么历史恰恰肯定了美国观察家的一句评语：“尽管在那一年中炮火不断，但由一个共同对手所造成的意识，使一种紧密而无情感色彩的关系得以维持下去。”的确，利益是利益，情感是情感，两者无法混淆。中国领导人始终是站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立场上，着眼于大局，着眼于未来，真诚地面对和处理中美关系，使这个重要的双边关系得以在长时期内保持发展。在这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重大贡献，搭建了历史的阶梯。
（本文发表于《南方周末》1999年3月19、26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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